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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身体的公共边界

收录时间:2005-08-03 16:00 来源:建筑中文网  作者:碧森尤信  阅读:0次 评论:0我要评论

内容提示: 本文不打算对“表皮”这一理论现象作面面俱到的梳理与分析,而侧重于讨论表皮理论在中国建筑实践的上下文里所可能产生的意义,除了关注理论自身的渊源与其文化逻辑,本文更感兴趣的是,当表皮理论所倚重的西方社会和文化情境在中国不可避免地变质之后,是否可以仅仅在技术层面上讨论和运用表皮理论,这样做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本文的讨论将围绕表皮理论的一个主要

延伸阅读:上下文 中国 文化 理论 表皮

    摘要: 本文不打算对“表皮”这一理论现象作面面俱到的梳理与分析,而侧重于讨论表皮理论在中国建筑实践的上下文里所可能产生的意义,除了关注理论自身的渊源与其文化逻辑,本文更感兴趣的是,当表皮理论所倚重的西方社会和文化情境在中国不可避免地变质之后,是否可以仅仅在技术层面上讨论和运用表皮理论,这样做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本文的讨论将围绕表皮理论的一个主要关键词,即(社会性的)“身体”而开展。从建筑师对建筑设计中的公众/私人领域关系的经营之道,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新的建筑理念冲击着社会生活的空间组织形式,这种理念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既有的社会生活空间组织形式的掣肘。(参考《建筑中文网

    关键词: 身体 内/外 公共/私人领域 界面/界面确立

    在这一期《建筑师》“surface”专辑约稿时,众位作者曾经为两个关键词“surface”“skin”的译法作过专门的探究,我个人倾向于将surface译为“表皮”,skin译为“皮肤”,理由是它们最能够反映围绕着surface和skin而展开的西方建筑理论的生物学类比的渊源和特征,或者更准确地说,能够反映这两个英文理论术语的语源意义和(社会性的)“身体”的关系。

    这种咬文嚼字并非基于历史学家的考据偏好,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有意识的选择。对于围绕着表皮或皮肤的西方建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我首先感到好奇的是,如果表皮或皮肤所代表的“身体建筑学”所涉及的必不可免地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body,我们是否可以绕过文化和社会组织的分析,而停留在“纯粹建筑”(借用一个建筑网站的热门栏目名)的领域内而抽象或技术性地谈论这两个词的涵义呢?如果中国建筑传统对于“身体”的理解本基于一个独特而自为的社会现实[3] ,那么什么又是当代中国建筑师借鉴西方表皮或皮肤理论的基础呢?

    两个在概念层面上成为建筑现象的例子可以更好地陈述我的问题:第一个例子是安妮。弗兰克之家。这所“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独特之处在于很大程度上,这“世界中的世界”是一个逃逸性的,外在“表皮” 暧昧不清的空间,这种情形并不是因为建筑物理边界的缺席,而是因为暴力与死亡的恐惧造成的心理压力,使得西方社会中的公众领域和私人身体之间的通常关系在这里发生了变形。私人身体——这里的私人身体不完全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构成公共和私人领域边界的最小社会单元——不再向外部世界开放,它惟一的选择是将公众领域从自己的意识中排除出去。但这种排除又是令人不适的,因为向外交流的渴望依然存在 ——一方面全家人日夜惊恐不安地倾听着抽水马桶的声音是否会引起邻居的怀疑——因为他们无法确认外在世界和他们的避难所之间的物理厚度,生怕藏匿所里的声音讯息泄漏了出去,另一方面,那种缫绁生涯里的对于交流的渴望和由于恐惧外部世界而造成的自我封闭又是相互冲突的。归根结底,社会性的身体依赖社会交流活动确立起它和外在世界的边界,这种边界的确立本质上是一种有意识的和有明确的文化旨归的社会性感知,既确保自身独立,又鼓励向外交流。当这种交流活动的正常进行受到干扰时,生理性的身体甚至也会出现心理性的不适,就像安妮日记所描述的那样。

    与之相应的中国例子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当刘伶裸裎于自宅内,时人颇以为怪,而他的解释是他“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而对于提问题的人他反诘“汝何事入我内?”—— 这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文化对于社会性身体与建筑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在安妮之家的例子里,无论安妮一家是否真的忘却了那个世界外的世界,那道边界都不曾消失过,内和外,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清晰区分和对立构成了建筑表皮类比身体表皮的社会学基础。而对于刘伶而言,建筑边界所代表的向外交流的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边界所界定和保障的特定社会空间内的主仆关系,使得主人在他占有的空间中向内获得绝对的权力,可以令生理性的身体扩展到建筑的边界,也可以收缩到一沙一石。而在私人空间之外并不是公共领域,而是另一重同构的由主仆关系主导的社会空间秩序,穿越这两重秩序之间的边界时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建筑空间性质的变化,而是母空间的权力客体变成了子空间的权力主体,每一层级的权力主体而不是客体才有能力获得对于空间的明晰的社会性感知。在这种内向性的社会感知中不存在公共领域和私人身体的鲜明区分和戏剧性的对峙,只是室内颠倒过来成了室外,而对于“大”(公共性)的寻求往往要在“小”(家庭或私人领域)的同构中完成。身体的领域由此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随时都可能由于社会权力关系的变更而改变,或换而言之,在这样的社会性身体中重要的是一种确立界面的动态关系[interfacing],而不是作为界面[interface]的表皮自身。

    在概念层面上举出这两个例子并不是想泛泛说明“中西社会文化心理的差异在表皮理论中的反映”一类的话题——我只是想指出,任何“纯粹建筑”的要素都不是不可拆解和卓然自立的,表面上“非建筑”的社会学因素有时候恰恰是改变建筑属性的关键。 进一步地分析,我们看到构成表皮和身体的关系的建筑解读中有两组重要的机制,其一是内和外的关系,其二是由确立界面[interfacing]而带来的深度,或内外交流转换的动态机制,在对应的建筑社会学意义上,第一组关系可以看作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静态空间布局的问题,这一组关系更多的时候是二元的,基于传统表皮理论的一般语义上的,而第二组则牵涉到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体意义上的身体是如何结构性地、动态地和公共领域发生关系,这和社会性身体的一般性功能有关系,也是在近年理论家对表皮建筑的新发展对传统建筑扮演的颠覆性角色感兴趣的一个主要方面。

    回到具体的建筑问题上来,我想就这两组机制分析一下张永和/非常建筑的一些作品,尽管张永和并不曾个别地表现出对于“表皮”的兴趣,通过使得建筑单体和更大的环境或组织——大多数时候这种环境或“组织”在张永和的语汇中等同于“城市”——发生关系,张永和在技术层面上发展出了一套结构性的“表皮”设计思想。虽然这种“表皮”——准确说,应该是建筑和环境的“界面确立”[interfacing]——的思想已经和它在西方理论中的既有语义有一段距离,它却反映建筑师在中国从业的社会情境中,建筑空间里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交流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从而揭示出表皮在中国建筑实践的上下文中可能的意义。

    我所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是张永和对于“内”和“外”的看法。

    张永和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所理解的建筑“不是从外面看上去的那一种”,并进一步将这种区分概括为空间、建造和形象/形式的区别,他对许多当代西方建筑师的好恶常常受制于这一套标准 .我们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张永和认为建筑的根本任务是创造空间而不是形象,我们并不十分惊奇地看到,张永和在用“空间”置换“形象”的同时也用“个人”置换了“公共”,从“外”退守到“内”,远离“大”而亲近“小”。当早期张永和相信“小的项目可以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而“体现建筑师个人趣味”时,他所欣赏和笃信的“空间”理念带有一种私人化和精英化的色彩。这种色彩并不完全系之于项目的公共或私有性质,而是以保有私人化的建筑体验为理由,有意或无意地否定了调动公共参与,或说一种自发和全面的建筑内部交流的可能,从而将建筑内部彻底地转换成了一个紧密的被置于建筑师一个人的全能知觉支配下的空间;第二,张永和对“内”的喜好是建立在对“外”的舍弃之上的,当建筑的内部空间和隔断在建筑师心目中占据首要位置的时候,当私人经验可以自由地放大为公共使用时,一般意义上的建筑表皮就显得无足轻重,它的社会性就悄悄地被尺度转换中对于建造逻辑的关注所遮盖了。对于更愿意退守于内的建筑师而言,外表皮只是一个语焉不详的遮蔽,是精英建筑师不情愿地和社会发生一点关系的物理边界。在这个意义上,表皮自身的逻辑和建筑内部并没有特别紧密的关系,它和建筑外部的城市语境的联络也往往显得特别薄弱——当然,这并不全然是建筑师的问题,而很大程度上出于社会情境的局限。

    对于张永和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无上下文的室内设计(不考虑基地问题)和私人委托设计(基地通常坐落在野外、水滨等环境中),上述的情况还不至于为单体建筑的设计理念带来太多的麻烦,我们不妨用这种观点来分析一下他的一个基地情况比较复杂的公共建筑设计,例如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

    在张永和回归中国情境的过程中,这个早期设计所面对的社会问题颇有象征意味。“足不出户的数学家”将一天中的全部活动,即住宿起居和研究工作放在同一幢建筑里的做法是不多见的,乍看上去,这样的设计要求和西方“住家艺术家”[artists in residence]的制度或许有某种渊源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张永和对这种要求的建筑阐释暗合于中国大众对于数学家的漫画式图解那就是为这些潜心学问,不问世事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自给自足的“城中之城”的体验。然而,其一,尽管建筑的内部空间单元之间有着丰富的一对一的视觉和交通连接,但它却没有现代城市所必不可缺的公共交流区域,以及一个共享的空间逻辑,数学家的大写的“城市经验”恐怕只整体上存在于建筑师的全能知觉中。

原文网址:http://www.pipcn.com/research/200508/33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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