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谆谆教诲中,我感受到的是博大的胸怀,是高瞻的目光,他的心里装着整个人类,他的目光里充满了对人类进步的热切期盼。他说：“呵!我们确实有真正为善和日益的呼声,并且将来总有一天会到来那么一刻……不管再几百万年,时间算得了什么！” 相比之下我的想法是那么渺小与卑微。

　　面对将来,我总是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尤其是对科技发展方面。面对前人的科技成果，面对某某某定理，某某某公式，我总是既敬佩、羡慕，又妒忌和愤恨，心想：简单的都被你们搞出来了，留给我们的都是硬骨头，像多产的数学家欧拉，开创了数个领域的天才高斯，他们的名字总是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各种课本的这个那个角落，他们的定理总是黑体加粗，并加上方框，需要我们重点掌握，我真的惊叹他们的天赋，能够在许多领域有所建树，但我常常自言自语，怎么又是你们！这里包含我复杂的心情。有一次，我旁边的同学听到并反问我：“那还能有谁？”我不敢说，但我心里希望有我，当我初步了解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后，感觉他的思想体系是如此的完美，简直无懈可击，但悲观的我又在想，你把框框给我定死了，让我怎么好有所突破，反而不知道感激他告诉我们世界本来的面目。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个同学那里了解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心里暗自庆幸，同时也注意到他目光中充满了自信与抱负，让我想起了费希特。

　　在他看来，整个人类是一个整体，我们都是这个巨大的，亲密的结合中的一员，而我就是因为心胸太狭窄，目光太短浅，太注重个人所得了，他眼中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能对自己说：我的生活没有虚度，不是漫无目的，我们是那伟大链条的一个必要的环节，这个链条从第一人的发展开始，到达对他的现实存在的充分意识，以至最后进入永恒状态，所有历来伟大，英明和高尚的人们，那些在世界史论述中我看到其名字的人类恩人，那许许多多留下了功绩，而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们，他们都为我工作过，我享受着他们的劳动成果，我在他们居住过的大地上，踏着他们传播天福的足迹，逐步向前－当我们对自己这样说时，就会提高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力量和感受，只要我愿意，我就能担负起他们曾经给自己提出的崇高任务，使我们的同类兄弟变得日益聪明，日益幸福，我能在他们不得不中断的地方继续进行建设，我能使他们没来得及完成的那座辉煌壮丽的庙宇几臻于完善。在其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成为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人类进步的铺路石。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之间是一种互助的关系。因为世界如此复杂，哪怕只是想要了解前人做过的事情，也许就要用掉自己整个生命或几辈子生命，因此我们之间应该相互给予与接受，力求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小有突破，你的一点进步，就是整个人类的进步。阿姆斯特朗能够在月球上踏出人类的第一个脚印，正是因为前人无数的脚步，把他从地球送到月球，也许我们每个人没有机会踏出那清晰的，载入人类史册那一脚印，但我们却可以踏出从地球到月球第一个必不可少的脚印。也许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了牛顿所说的“我的成就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正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有人发明了张量之后，他才可以很好的用数学形式表达出来。正像麦克斯韦方程组，起初没有如此简单的形式，因为当时数学上某些理论还没有建立，而我们现在是在已知结果的情况下，反推找到了简洁的形式罢了。就连我们的教材中一页的哈密顿原理，哈密顿当时就用了４０多页纸才找到现在完美的形式，前人探索的每一步都是如此步履艰辛，都是值得我们敬重的。

　　而费希特本人，也在努力去完成一个学者的使命，传承着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思想里无处不折射出法国启蒙运动时“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主张向君主们索回迄今受他们压制的思想自由，他说，“君主，你没有任何权利压制我们的思想自由。”在他的眼光里，我们可以自由的呼吸，我们丝毫不觉得自己受到压抑，阻碍和箝制，我们感受到一种成所欲成，为所欲为的非凡快乐，而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对我们自身的尊重。然而，自由不仅指人身的自由，更重要的是精神领域的，思想上的自由，并以个性表现出来。

　　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的国民，就是一个患有个性贫乏症的巨人，历史证明，现代民族的进化强盛和民族个体的个性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因为个性的发展，受到社会环境制约，人们相对独立自主，各具特色，他们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所展现的多种价值，准备了本民族在多样对比中进行最佳选择的丰富材料，他们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活动中所做出的独创性贡献，推动着民族走向更高的境界。他们在个性多方面的发展中改善着个体素质，促进了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所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个民族的成员个性得到鼓励、丰富、发展，这个民族就兴旺发达，富于生命力，而有利于民族发展的个性被损害，被压抑，被剥削，则只能带来整个族的停滞和衰落。这是一百多年前英国人密尔所写的《自由论》一书，在对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的比较中尖刻的阐述了这一规律。我认为，曾经有过骄傲过去的炎黄子孙，听听这位英国先生怎么说，不无意义。

　　在个性发展与民族进步关系中，与中华民族的盛衰相对照，斯密尔分析了欧洲人在近代之所以能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在个性上及教养上的显著差异，人们彼此之间极不相像，在人类的文明活动中，在寻求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各辟蹊径，他认为，欧洲之的有前进和多方向的发展，完全受这个蹊径繁多之赐，在肯定一个民族的进步发展有广阔深刻的历史背景前提下，密尔德这个观点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就是一个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个性发展带来整个民族发展的典型，与此相反，文革时期却是禁锢人们思想的黑暗时期，是历史的倒退。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一再提倡外国的启发式教育，推崇素质教育。因此，要提高我们的民族的素质，振兴中华，必须治疗我们的民族个性贫乏症。在本世纪初，鲁迅先生就清楚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必须“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然而一再强调自由的费希特也难逃噩运，在他被驱逐出耶拿大学后，他被视为最可怕的无神论者和雅各宾派，在饱受了魏玛政府的严厉制裁以后，费希特不得不生活在普鲁士政府的严厉监视下。这位哲学家的思想也离不开他在封建专制主义鞭笞下喘息的肉体，从耶拿到柏林这段生活经历，显然对费希特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关于费希特后来的这种变化，海涅形象地指出，他从一个唯心主义的巨人，一个借着思想的天梯，攀登到天界，用大胆的手在天界的空旷的屋宇中东触西摸的巨人，竟变成了一个弯腰曲背，类似基督徒那样，不断地为了爱而长吁短叹的人。可见失去自由是多么的可怕，不仅仅是身体上摧残，更是精神上禁锢，不难想象当年的文革就是要把人们变成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那么时隔今日，我们有了真正的自由了吗？关于中国的科研能力为什么比不上发达国家，一些教授给过我这样一个解释，我们都知道，科学上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像基础学科方面的研究，想要有所突破，周期一般五到十年，然而我们却有这样一项不太合理的考核制度限制他们的科研深度，就是发表论文，他们把发表论文的数量当作一个评判的重要依据，也许一些人可以不在乎这种名誉上的得失，而他们偏偏又要把这种评比与进职称，工资等挂上钩。因此，这就在鼓励人们多产，但却不能保证质量，因为我们知道短期内是不可能有很大成就的，而现在刊物很多，因此发表一篇论文相对简单了，质量上就更不能保证了，他们还谈到一些在国外做的很好的科学家，回国后就很难有所成就，他们就是不适应这种体制，以至人们形成的这种观念，如果发不了文章，就会很没面子。因此那些回国的科学家心理压力很大，因为旁边人都在盯着他，既然是被高薪聘请的，就该拿出成绩来，所以很多人就又回去了，因为他们一离开那个环境就“死”了。可是面对这种无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虽然费希特说：“你不仅要指出问题，还应该解决问题。”但我还没有那个能力，我所做的，就是希望像苏格拉底所描述的一只小牛牤那样，能够使一些人有所触动。

　　文章并没有结束，因为思想不会停滞，问题还有待解决，我所做的，只是一块铺路石，待后人再续。正像费希特所说，学者要忘记他刚做了什么，要经常想到他还应当做些什么，谁要是不能随着他所走过的每一步而开阔他的活动视野，谁就止步不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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